已经有了夏天的迹象,空气变得非常湿热,明天必然会有雨。已经过了晚上下班的时间,路上的行人少了很多,几个小孩子在大院门口玩耍,大人们站在路边闲聊着,四周透露出闲散和安逸的气息。在路边做生意的人们也开始收拾东西,有人在喊着打折。突然,一阵大风刮过,女人们的长发被吹得飞扬起来,人们纷纷地侧身躲避着大风,那些纤细的树剧烈地摇晃,树叶哗哗地响着。突然发现,路边有几棵大树,它们裸露着粗大的树根。令人诧异的是,一堆如碗口大的鹅卵石覆盖在那些树根之上,它们非常干净,在灯光下闪闪烁烁。一对恋人在告别,男的站在大院门口迟迟不肯进去,目送着女孩走远,女孩走了很远后,突然回头张望,那个男孩已经不见了踪影。另外一个女孩迎面走来,她走得匆忙,顾不上看周围的一切,大风也丝毫没有影响她,她心中一定是存在着一个急切的目标,比如,见到家人或者吃饭等。同样的夜晚,不过,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因为在这一刻,我们的心是不同的。心是什么?剥开掉“心”这个文字或语言,它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心”是什么,那么,假设所有的一切都有“心”的烙印,我们将如何认识事物本身呢?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事物的本身,还是我们的“心”的投射呢?“心”到底是什么?这个答案可以研究出来吗?或者可以被讨论出来吗?或者可以从权威、书本那里学习到吗?我们都有“心”,为什么不在观察自己的“心”的过程中得到答案呢?一旦我们真的看到“心”本身,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崭新的东西,它们存在于“心”之外。那么,它们是什么呢?也许是“爱”,是那种与自我无关的“爱”,因为“爱”也不存在于“心”之中。这不是结论,每个人的结论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心”的独立的探索过程。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一直习惯于向外部寻找答案,或者,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许无法分清楚何谓内部及外部。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或者说,如何更加有效的思考。不过,解决这些问题本身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即我们是从外部寻找答案,还是首先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答案呢?不管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先不忙着下结论,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先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观察它,而不是判断和分析。如果我们不愿意深入地观察它,或者无法静心去观察它,那么,也可以先从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的一些现象上找到这个问题的蛛丝马迹。然后,假设我们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也许我们就会愿意继续深入下去,看看自己的内心深处,观察那个观点到底是否,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一对结婚不久的夫妻吵架了,有一次因一件小事争吵得很厉害,妻子一气之下回娘家去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居生活,双方的心情都逐渐地从生气怨恨转向希望和好,最后,不管是哪一方采取的主动,双方又和好如初了。妻子回家后,丈夫拿出两本书说:“我买了两本有关改善婚姻生活的书,我看过了,觉着自己真的缺点很多,书上说得非常有道理,建议有空了你也看看吧!”妻子说:“好啊!我也想学习有关婚姻生活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今后就会少吵架了。”我们暂且不管这对夫妻在看过这些书之后,是否就不吵架了,或者吵架的次数和剧烈程度明显降低了,我们主要是看看他们对待吵架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显然,他们读婚姻方面的书是一种向外寻求答案的方式,他们认为自己借鉴别人的经验和理论可以改善自己的婚姻状况。假设在看书之前,他们两个人首先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吵架,以及吵架的危害等,那么这就是一种向内寻找答案的方式。不过,分析吵架的原因并不是指对引起吵架的那个事件的分析,对这个事件的分析仍然是向外寻求答案的表现,因为那个事件并不是引起吵架的真正原因,而他们双方对那个事件的想法、观点和反应才是引起吵架的真正原因。当然,在面对那个问题时,他们双方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观点和反应是更加深入的原因了。对这一切的探究过程,就是一种自己努力向内寻找答案的行为。自己寻找答案并不是在反对读书。假设在对自己内心的观察和分析当中,对吵架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中,遇到了困惑和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再去寻找相关书籍、专家和朋友等的帮助,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将对知识的理解变成我们直接的行动,否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对问题的探索过程,而直接去读书或找朋友帮助,那些读来和听来的知识最多变成了我们思想上的一种理解。思想总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如何能够保证思想上的理解能够阻止下一次吵架呢?在下一次即将吵架时,我们的头脑中难道不是装满了自己的愤怒、埋怨和不满,以及自己的想法、观点和感受吗?原来我们理解的那些知识和道理,在吵架的前一刻,它们在哪里呢?还在自己的头脑中吗?它们会在用到它们的时候马上出现吗?关键是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呢?因为作为保证的那个想法不也是一个思想吗?一个思想如何保证另外一个思想呢?针对这一切,我们是否思考过,是否观察过?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总会与别人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以及同事之间,甚至是陌生人之间。但是,只要我们是习惯于从书本、老师、专家、朋友、家长等那里寻找答案,我们就是在从自己的外在寻找答案,我们就是希望从别人那里拿来一个现有的答案给自己用,不是吗?那么,我们自己在平时与其他人吵架之后,在反省自己的吵架行为时,是从哪里寻找解决方案的呢?总之,每当遇到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老师、权威、专家、领导等那里寻找答案,或者不加思考地听从这些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习惯于从外部寻找答案的人。为什么在图书市场,成功学和个人传记类的书籍需求如此之大,不正是由于我们想从那些已经成功的人那里寻找到自己成功的秘诀吗?我们仍然不是在反对看这些书,我们只是在试图指出这样的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是从在从外部寻找答案。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寻找答案的方式,即通过自己的努力对问题进行探索。我们无须比较这两种方式的优劣,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一直习惯于向外需求答案,那么,转变就会自动发生,我们将会开始走上自己对问题本身的探索之路。讨论是一个与吵架相似的话题,或者说,吵架是讨论的后期。我们是否注意过自己在讨论中的一些习惯性的行为?比如,当别人的观点与我们不同时,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我们是如何反应的呢?我们是不是马上说:“你是错的。”然后,接下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呢?相反,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讨论方式。假设当我们面对不同观点时,不是与自己的观点进行比较,而是追问对方为什么持这种观点,他们的证据是什么,他们是用什么逻辑推导出他们的结论的。显然,第一种讨论方式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上,而没有放在问题本身上。可以这么说,只要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在问题本身上,而放在了问题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上,包括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上,我们都是在从外部寻找答案。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是问题本身,当然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能够始终看清楚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发现自己确实是在向外部寻找解决方案。接下来,转变就会自动发生。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说明我们是否习惯于从外部寻求答案,这就是关于“模式”的问题。比如,在零售行业,很多超市热衷于讨论和学习家乐福模式和沃尔玛模式,然后进一步又开始讨论中国的零售业模式。不管是谁的模式,总归是别人的东西,不是吗?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当然可以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更多地投入到对自己企业问题的探索中去,那么,我们就是走上了一条与向外追寻答案相反的道路。对模式的学习和借鉴无疑是与创新截然相反的,创新就是在打破所有的已有模式。虽然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模式很快捷,也许很有效果,但是毕竟这不是创新,我们不能一边在模仿别人的模式,一边喊着要创新。这不是自欺欺人,就是肤浅到自己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对立性。那么,创新的本质是什么?创新并不是对现有模式的颠覆,而是来自于对问题本身的探索过程中。亚马逊的CTOWernerVogels对创新有一个精彩的认识,他认为:“不一定需要模式的颠覆或者是创造一个现在没有的东西,而是从用户体验角度去改善产品,就会意外收获创新。”创造一个现在没有的东西同样是以现有模式为出发点的,因为没有现有的模式哪里来的现在没有的东西呢?而他说的“从用户体验角度去改善产品”,不正是对问题本身的探索吗?显然,他采用的是自己对问题本身进行探索的方式,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的模式上,或者其他一切外在的东西上。当然,他这段话是针对产品的创新而言。其实,很多优秀的商业管理理念的创立,正是对企业自身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将建立竞争优势的机会,从企业外部转向了企业自身。比如,彼得·德鲁克在提出“知识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同时,强调了“知识工作者”应该采取“自我管理”的方式。什么是“自我管理”?就是在工作中自己为自己制订工作计划,自己为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自己反省并控制工作的进度,自己主动需求其他人的支持。德鲁克不正是希望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和有思想,从而自己面对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吗?这与完全听命于领导,以及遇到问题就找领导的传统管理方式截然不同。显然,传统的管理方式是建立在遇到问题就向外寻求答案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如此,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和“自我管理”的提出,还为“跨部门沟通”“无边界管理”“矩阵式组织结构”等其他管理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总之,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基本观念,即在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自己对问题进行探索。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为问题的解决负有全部的责任,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责任心去探索问题。即便当我们必须要寻求外部的帮助时,也是在自己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索之后。而且,在我们决定接受任何一个外部答案之前,必须对外部的答案进行充分的质疑,这个质疑的过程,仍然是一个对问题的探索过程,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企业的“核心能力”。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莫在《哈佛商业评论》中首先提出这个概念。“核心能力”的产生代表了一种企业发展的观点:“企业的发展由自身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资源决定,企业需要围绕这些资源构建自己的能力体系,以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核心能力”就是让企业在面对市场时,首先要考虑自身问题,通过改善自身因素来提高竞争能力。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念在提醒企业应该走出一个误区,即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寻找竞争对手的缺点上,认为这样就能打败竞争对手。虽然,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有效地挑战竞争对手,但是,也容易遭到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击,在你来我往的博弈中,谁胜谁负绝不是必然的。即便企业将主要精力投入消费者身上,也存在一个风险,即竞争对手同样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研究消费者。而且,研究消费者能力的高低,以及对消费者的研究结果和理解程度,并不是依赖于企业的外部,即不在消费者自身那里,仍然要取决于企业的内部因素,比如,人才、企业知识积累、激励政策和管理效率等。换句话说,企业在市场上的一切行为的效果和效率,都取决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企业内部的人做的,并通过其管理得以实现的。虽然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地将眼光放到企业的外部,毕竟差异首先是从外部表现出来的,从而忘记了一切外部优势的建立基础是内部优势的存在。内部优势的建立与竞争对手无关,竞争对手无法模仿,也无法直接反击,不是吗?因此,企业“核心能力”理念的提出,正是对一直以来企业从外部建立竞争优势行为的反思。它告诉了企业一个一直被隐藏的道理,市场上的一切问题或者优势都源于企业的内部。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自我管理”,还是“核心能力”,或者是其他的管理理念,一旦我们将视为一个理念而学习和运用时,它们很容易又被我们当成一个模式,那就意味着它们变成我们外部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又是在从外部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假设推行“自我管理”能够解决企业的某个问题。但是,如果企业在推行之前并不是依据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而只是感觉这个模式比较好、很新颖,或者被很多专家所推崇,或者被很多企业所运用,我们被告知它有多神奇,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自己企业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在从外部寻找答案。反之,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本身,然后发现“自我管理”模式刚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自我管理”模式将会真正地给企业以帮助。
一、缘起——金茂意欲构建全新商业模式营销,从来没有必胜的法宝,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谋略定式,一切都需要从企业资源出发,从市场实际出发,制定出属于企业自己的战斗方法。联纵智达为金茂集团打造全新的商业模式,设计高端储值消费型会员卡,整合其白金级高端资源,实现品牌价值再提升和资金流转的案例,也让我们在全新的领域有了飞跃性的突破,实现了双赢。2009年12月下旬方兴地产旗下金茂(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致电上海联纵智达,意欲将金茂旗下的众多高端资源进行整合,提升金茂品牌价值,提高客户忠诚度,希望为我们其资源整合提供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作为拥有上海地标建筑之一的金茂集团找上门来,我们极为重视,何慕总裁亲自带队,成立金茂集团咨询项目组。2010年1月,经过数次沟通,确定如下服务内容:为金茂撰写一份新商业模式可行性分析报告,报告内容为整合金茂集团各方资源(包括方兴地产、金茂集团现有高端酒店等),设计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必须具备实现金茂品牌价值提升,实现快速现金回转的功能。二、势兴——金茂需求及拓展方向确定方兴地产旗下的高端地产和金茂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是国内顶级的商业、产业资源,随着方兴、金茂集团的稳健快速发展,众多高端优势资源如何整合?如何实现大金茂品牌价值的提升?如何实现高端资源整合后带来新的盈利来源?需要在深刻读懂方兴和金茂发展战略、企业资源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前提下,设计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竞争性、营利性、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商业模式。此商业模式设计的资源前期核心为“金茂”品牌及金茂集团旗下高端酒店资源,中长期规划必将兼顾方兴地产未来高端地产资源的匹配与融合。此商业模式设计的核心目标:一是为服务于金茂集团忠诚客户,提升金茂品牌价值,成为大金茂品牌客户忠诚度提升计划的重要支撑;二是为能在初步整合方兴、金茂现有品牌、高端酒店等资源后快速盈利,以形成良性的品牌、资本、资源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核心能力。金茂集团资源整合、新业务投资项目运营在即,我们将本次咨询服务的内容主体锁定为金茂资源整合新业务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创新商业模式设计及具体的落地执行策略、计划及报障体系设计、执行。三、运筹——打造属于金茂忠诚营销的全新商业模式针对本项目,项目组不仅要为金茂规划出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个商业模式要具有承载其发展战略的使命,这个挑战不可谓不大。我们认为金茂商业模式创新有三大核心资源:一是金茂独一无二的品牌资源及方兴、中化的权威品牌背书;二是旗下独占的高端酒店、会所资源;三是有长期固定的高端消费群体。从资源的排他性角度分析,金茂品牌具有强力排他性,是其他酒店集团、第三方组织都不具备的。鉴于此,我们提出了忠诚营销计划,即将金茂核心资源充分外化,将消费者牢牢吸引于金茂品牌旗下,形成稳定成长的会员群体,并长期维系下去。那么,怎样的商业模式才能承载这样的使命呢?项目组展开了多方调研和论证,最终确定联合第三方机构,制定和发行会员卡的业务方向,得到了金茂集团的高度认同。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商业模式出炉的过程。新商业模式要求将金茂集团的高端酒店群和方兴集团高端商业地产的客户群捏合在一起,提升其忠诚度。其难度在于,两个板块的客户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冲突。构建一个怎样的商业模式?如何确立金茂集团与旗下酒店管理公司的合作共赢?只有以金茂品牌为核心资源,并对其进行发散演绎才能确保新商业模式差异化、多赢化、盈利化、持续化。考虑金茂品牌的多维白金级别品牌资产,以金茂品牌及其演绎价值为核心的,金茂资源整合业务商业模式设计,就非传统酒店集团忠诚营销计划设计那么简单。项目组建议以品牌整合、跨业合作、人群细分、付费贵宾计划作为金茂资源整合业务商业模式的设计原则,其商业模式最终确定为:金茂依托品牌核心资源,与具备发行储值卡资质的第三方合作,通过联名发行储值消费型会员卡,进入高端会员卡市场,开展品牌化会员卡产品运营;目标群体主要针对企业福利和高端个人用户的礼赠和自用等,通过直营或代理渠道完成销售,从资金银行储存利息和消费后商户返佣、收取会员卡管理费用获得盈利;通过市场拓展和循环销售,保证业务成长和持续盈利,以满足金茂品牌推广、内部资源整合、客户忠诚度提升、新盈利业务的多重目的。四、决胜——为金茂模式制定系统的执行规划新的商业模式,意味着金茂将洞开一扇金融之窗,跻身储值消费卡产业。国内储值消费卡产业发展时间虽短,竞争却异常激烈,发展趋势非常迅猛,行业处于散点状、开放式的无序竞争状态,市场进入门槛较低。政府虽一直有所监管,但市场机会仍然开放。进入会员卡市场并保证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关键要素:(1)发卡主体的品牌影响力;(2)会员卡产品内容与服务的差异化;(3)是否拥有或快速开发大量消费终端的能力。金茂的品牌影响力毋庸置疑,一直是上海高端生活圈层的象征,旗下拥有大量的直属、参股消费终端,完全能够支撑其会员卡业务的成长需要。鉴于此,其会员卡产品内容与服务,就成为金茂进入该产业的取胜之匙。金茂会员卡区别上海滩其他大众储值消费卡,将金茂能够辐射到的高端消费场所充分整合,打造出一张能够代表会员尊贵身份、独特生活态度的高端储值消费卡。由此可见,推行金茂高端储值消费卡是可行的。接下来,项目组就得为这个新商业模式制定完整的营销规划体系。从战略目标的设定、会员卡产品定位、内容价格设定,到确定消费群体、加盟商户招商、市场推广等各个环节一一提出解决方案,建议金茂为之组建专门的运营队伍,负责会员卡销售与服务,定期组织会员活动、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完整、系统、可执行的营销规划体系,为金茂在以后的业务开展中赢得了先机,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的尴尬境地。
案例一:股权激励模拟实施案例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为例,该企业未上市,以公司净资产折算股权作为激励来源,实行内部股权激励。1.准备阶段成立持股公司,主要由股东会和财务部组成。其中,股东会为持股公司内部股权激励的最高决策机构,财务部的工作主要定位于在持股公司内部股权激励方案具体执行的事务性工作。为了明晰公司与持股公司的关系,公司成立股东会和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其中,公司股东会作为整个企业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作为整个企业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机构。2.实施过程持股公司占公司股份的10%,另外90%由公司原股东继续持有。公司决定股权激励计划自2010年开始实施。(1)2010年。2010年4月份,公司聘请A资产评估公司对2010年3月31日公司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40亿元。按照每股1元,公司股份总量为40亿。按照比例,持股公司持有4亿的股本。按照股东入股条件,2010年公司确定28个人具有入股的资格。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8个人可全部参与入股。根据股本购入标准,每个人均获取购入上限股本的资格。其中,甲、乙、丙三个人的可购入股本上限分别为200万、100万和40万。要求所有入股人员必须在5月份之内完成。假定当年合计有3500万股出售(占到持股公司的8.75%),此时公司总资产变为40.35亿元。持股公司财务部负责相关的台帐工作,财务处理工作统一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由于持股公司股东份额发生变化,此时持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变为:公司原始股东占60%,2010年新股东占8.75%,另有31.25%为持股公司库存股。2010年持股公司的股东中,甲2010年5月份购入100万股本,乙购入50万股本,丙购入40万股本。按照规定,甲和乙需要在2011年5月份、2012年5月份购齐股本。丙由于在2010年一次性购买所有股本,未来3年在岗位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将没有继续购买股本的资格。所有获取股本购买资格的员工,原则上在未来一年之内均不可以出售此部分股本。此时,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持股公司财务部负责与新股东签订《股份购买协议》,并按照新股东实际购买的股份数量,为股东签订《股权凭证》。股权凭证只保留原本,由持股公司财务部负责保管。股权凭证将根据股东股份变化及时调整。(2)2011年。2011年4月份,公司继续聘用A资产评估公司对公司2011年3月31日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净资产增长到50亿元。因此,本年度在尚未引入新股东的情况下,有两项前期工作需要处理:​ 分红,采用“送转股”的方式进行分红。经过核算并由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确定“买10送1”的方式。此时总股份数量为44亿,其中持股公司持有4.4亿。此时,在持股公司内部,原股东持有2.64亿股,库存股数量为1.375亿股,2010年的新股东持有3850万股。在2010年确定的股东中,甲股份数量变化为110万股,乙为55万,丙为44万(按照当期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进行分红)。​ 股价确定。在4月30日之前,确定股价1.136元(50/44=1.136元/股),股价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示。假定2011年有21个人符合入股基本条件,经过审查21个人全部可以入股,但是其中3人可购买股份数量为其上限的60%,其余18人可购入其上限股份。假定2011年新股东合计实际购入股份数量为2000万(按照1.136元/股的价格购入)。在2010年确定的新股东中,甲和乙由于没有一次性购入所有可购买股份,因此,2011年二人仍享有继续购买的资格。甲在2011年以1.136元/股的价格购入了50万股,乙在2011年以1.136元/股的价格购入了50万股。此时,甲、乙、丙三人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分别为160万股、105万股、44万股。持股公司依据各股东持有的实际股份数量办理《股权凭证》。送转股可以随时出售。丙决定出售当年送转股4万,按照1.136元/股的价格(即当年的交易价格)套现4.544万元。此时,其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为40万,出售的4万股转入持股公司库存股,持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原始股东持有2.64亿股(60%),库存股数量为1.1754亿股(26.71%),新股东股份总额为5846万股(13.29%)。(3)2012年2012年4月份,公司继续聘用A资产评估公司对公司2012年3月31日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净资产增长到55亿元。假定本年度由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不分红,则在不增加新股东的情况下,股份总量及比例结构未发生变化,此时股价变动为1.25元/股(55/44=1.25元/股)。按照股东入股基本条件,本年度有18人符合入股资格。经过公司股东会审议全部通过,均获取可购入股份上限的资格。假定2012年新股东实际购入的股份总量为2000万股(按照1.25元/股的价格)。假定甲在2012年岗位发生变化,其可以购入的股份上限调整为400万。此时,其在2012年之后的三年之内(2012、2013、2014年),可购入股份总量变化为250万股(400-150=250万股)。乙在2012年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为105万,此时,其决定出售20万股,其中,5万股为2011年的送转股,15万为其现金购入的股份,套现25万元。假定其岗位未发生变化(即可购入的股份上限未调整)的情况下,在后续年限内每年的5月份,均有资格再行购入5万股(即送转股不占用其股份上限配额),但是出售的15万股现金股将不能再行购入。假定其岗位后来发生变化(可购入股份上限调整为130万股),则禁售期内出售的股份不再影响其可购入股份总量,未来三年其可购入股份数量为45万(130-85=45万)。此时,2012年持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原始股东2.64亿股(60%),库存股0.9774亿股(22.21%),新股东7826万股(5846+2000-20=7826万股)(17.79%)。(4)2013年2012年4月份,公司继续聘用A资产评估公司对公司2012年3月31日净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净资产增长到60亿元。假定本年度由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不分红,则在不增加新股东的情况下,股份总量及比例结构未发生变化,此时股价变动为1.364元/股(60/44=1.364元/股)。假设甲员工在本年度由于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则其持有的160万股将分三年由公司匀速购回。2013年持股公司购回数量为53.3万股,回购总价为72.27万元。后续两年之内,若不分红,均按照当期交易价格,每年由持股公司回购53.3万股。假设乙员工在本年度私丧失劳动能力,则其现持有实际股份数量(85万股)的50%(42.5万股)必须由持股公司按照当期交易价格一次性回购,另外持有的50%在三年之后由公司按照当期交易价格一次性回购。假设丙员工在本年度降职,其可持续有的股份上限调整为25万股,则超出(实际持有40万股)的15万股必须由持股公司按照当期交易价格完成一次性回购。回购的股份数量均纳入持股公司库存股。案例二:股票增值权激励实施案例以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例。该企业在2009年起决定在内部推行长效激励。经过分析与研究,决定采用股票增值权方式实施内部激励。1.授权经过分析,通过对甲的经营业绩、管理能力、综合能力水平以及资历等的综合评估后,确定甲的股权数量为20万股。在2010年5月份之前一次性授予其权利(一般来讲,为净资产核算完成之后一个月内授权)。2.兑现(1)2011年。2011年甲即可兑现。假设2010年核算后的公司净资产为16.79亿元,增长率为15%,此时每股价格为1.15元。假设甲员工2011年不兑现,此时其股份数量仍为20万股,总价值为23万元。“股票增值权”不需要激励对象出资购买,不配股,不分红。此时甲的实际收益为3万元(20×0.15=3万元)。(2)2012年。2012年甲可以兑现。假设2011年核算后的公司净资产为19.3亿元,增长率为15%,此时每股价格为1.32元,此时甲的股份总价值为26.4万元(20×1.32=26.4万元)。假设甲在2012年出售其初始股份的25%,即5万股。出售股份总价值为6.6万元(20×25%×1.32=6.6万元),其获取的收益为1.6万元(6.6-20×25%×1=1.6万元)。此时,甲实际拥有的股份数量调整为15万股,股份总价值为19.8万元(15×1.32=19.8万元)。(3)2013年。2013年可以兑现。假设2012年核算后的公司净资产为22.2亿元,增长率为15%,此时每股价格为1.52元,此时甲的股份总价值为22.8万元(15×1.52=22.8万元)假设甲在2012年出售其初始股份的25%,即5万股。出售股份总价值为7.6万元(20×25%×1.52=7.6万元),其获取是收益为2.6万元(7.6-20×25%×1=2.6万元)。此时,甲实际拥有的股份数量调整为10万股,股份总价值为15.2万元(10×1.52=15.2万元)。(4)2014-2015年假设甲在2014-2015年分别以初始股份的25%售出。分析过程同(3)。根据上述模拟过程,甲在各年的股份数量、股份总价值以及实际收益等状况如表8-3所示:表8-3甲在2014-2015年的股份数量、股份总价值以及实际收益年度股份数量(万股)当年股价(元)股份总价值(万元)兑现收益(万元)年初持有数量售出数量年末持有数量20102002012002011200201.152302012205151.3226.41.62013155101.5222.82.6201410551.751.753.7520155502.0110.055.05合计13案例三:现金激励实施案例以某生产制造型民营企业为例,介绍现金激励方案的实施过程。该企业确定激励对象为10人。1.授权以甲员工为例。经过分析,通过对甲的经营业绩、管理能力、综合能力水平以及资历等的综合评估后,确定甲在激励总额中享有的分配权力为10%。在2010年5月份之前一次性授予其权利。2.兑现(1)2011年。2011年甲即可兑现。假设2010年核算后的公司净利润为2.93亿元,增长率为15%。其中,目标值为2.86亿元,超额利润为0.07亿元。2011年激励总额为14万元(0.07×2%×10000=14万元)。根据甲所拥有的分配权比例(10%),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激励总额为1.4万元。假设甲当年不兑现,则其分配权比例仍为10%。(2)2012年。2012年甲可以兑现。假设2011年核算后的公司净利润为3.37亿元,增长率为15%。其中,目标值为3.28亿元,超额利润为0.09亿元。2012年激励总额为32万元(0.09×2%×10000+14=32万元)。根据甲所拥有的分配权比例(10%),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激励总额为3.2万元。假设甲当年出售初始分配权的50%,则其当年可提取的现金总额为1.6万元。此时公司激励总额为30.4万元(32-1.6=30.4万元)。各激励对象的分配权变化情况如表8-4所示:表8-42012年各激励对象的分配权变化情况激励对象初始比例可分配额度提取额度剩余额度现有分配权甲10%3.2%1.6%1.6%5.3%乙10%3.2%03.2%10.5%丙10%3.2%03.2%10.5%丁10%3.2%03.2%10.5%……10%3.2%03.2%10.5%……10%3.2%03.2%10.5%……10%3.2%03.2%10.5%……10%3.2%03.2%10.5%……10%3.2%03.2%10.5%……10%3.2%03.2%10.5%合计100%32%030.8%100%(3)2013年。2013年甲可以兑现。假设2012年核算后的公司净利润为3.88亿元,增长率为15%。其中,目标值为3.77亿元,超额利润为0.11亿元。2013年激励总额为52.8万元(0.11×2%×10000+30.8=52.8万元)。根据甲所拥有的分配权比例(5.3%),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激励总额为2.8万元。假设甲当年出售初始分配权的50%,则其当年可提取的现金总额为2.8万元。各激励对象的分配权变化情况如表8-5所示:表8-52013年各激励对象的分配权变化情况激励对象初始比例可分配额度提取额度剩余额度现有分配权甲5.3%2.80%2.8%0.000.0%乙10.5%5.54%05.54%11.1%丙10.5%5.54%05.54%11.1%丁10.5%5.54%05.54%11.1%戊10.5%5.54%05.54%11.1%己10.5%5.54%05.54%11.1%庚10.5%5.54%05.54%11.1%辛10.5%5.54%05.54%11.1%壬10.5%5.5405.54%11.1%癸10.5%5.5405.54%11.1%合计100%52.82.8%49.89%100%
在当下的品牌传播中,传统的“灌输操纵”式广告、网络搜索满足式信息与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匹配型信息杂糅并存。从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看,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科技与大数据平台彻底打开了“互动型市场”时代的大门。非对称性、中心化信息的“垂直化宣贯”已经让位于越来越对称透明、水平化的社交互动、分享、扩散。利用互联网多元化互动平台和管道,用户参与品牌建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事实也证明,源于用户参与创造的大量原生性内容(UGC、PUGC)已经成为品牌成长的源头活水和鲜活营养。如果说传统的品牌建设只是“少数人的战斗”,今天的品牌成长更像是一场企业引领、用户参与、多主体互动共建的“人民战争”。“你负责颜值,我们负责包养。”“你负责认真,我们帮你赢。”“我们参与成长,我们当然喜爱。”“品牌表达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品牌思维和建设方法能够比这样的IP化路径更有效的吗?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商业图景中,当我们说流量已经迭代为场景,是在表明场景是流量的即时入口,而持续的流量一定是担纲于IP化品牌本身所建立和代言的人格信用,其基石和依据离不开围绕品牌、产品、人物而产生的持续性、风格化内容、体验与口碑。因此我们说——品牌IP化就是以积极价值观为内核,用人本化的品牌态度和IP创生的逻辑与方法塑造新时代品牌的人格风骨、绰约风姿与魅力生命。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多主体参与、“共建共享”及其驱动的持续创新与迭代生长。
在政企分离后,大榭以管理体制调整为契机,乘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宁波“港口经济圈”重大战略之东风,全面实施“三年攻坚、五年倍增”行动计划,全力建设“一岛两区三基地”,即全力打造具有大榭特色的“中国裕廊岛”,争创宁波港口经济圈的核心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区,建成国际一流的临港产业基地、国家重要的能源中转基地、华东片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基地。同时,以打造低碳能源国际贸易中心为目标,全面启动穿鼻岛开发建设,发展再次迈入了新车道。思考:政企分离是必然趋势,但不管什么体制,发展都是第一要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1)在区域开发的前期阶段,特别是针对毫无基础的区域,政企合一的体制能够大大加快开发进程,特别是在总体规划制定、用地审批、基础设施配套、招商引资政策制定这些重要环节。(2)但是当区域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后,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这也是政府和企业自身的天然属性使然。政府是公共属性,而企业追逐利益,出发点不一样,发展策略也不一样,随着区域越发成熟,二者的矛盾越发凸显,所以分离是必然的。(3)对于开发公司而言,在政企分离前要对退出路径做好规划,尽可能将公司利益最大化,最好能在优质可持续经营资产里留有自身的空间。比如中信集团在移交之前,就已经通过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公司)及其控股的中信大榭开发公司,已经为未来的持续利益获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2011年,大榭开发区内的14家码头仓储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9亿元,实现利润3.99亿元,同比增长56%,连续6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中信大榭开发公司通过控股,与母公司共同投资及参股等方式,将一大批开发区二十年成长起来的优质服务型公司资产和港口物流及临港石化产业相关联企业纳入自己的经营版图。即使没有财税权,也可以共享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4)在产业发展方面,根据合适的资源禀赋定位合适的发展产业,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拥有产业定力非常重要。宁波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以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电工电器等为主,而大榭建港条件优越,中信当时非常坚定地走港口之路并以此发展石化产业群,近二十年来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把大榭从一个孤岛开发成全国靠前的石化产业基地。这给宁波政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在政企分离时,双方取得了一个共赢的结果——大榭得到了肉眼可见的实打实的发展,中信拿到了不菲的补偿金,同时通过一大批关联企业获得了未来的收益空间;而补偿金是通过大榭自身财政支出,只有大榭继续发展,中信才能如数拿到这些补偿金,不会给宁波政府造成额外的负担;补偿金只能用在宁波范围内,又将中信和大榭、宁波的共同利益进行更加深度的捆绑,而不是政企分离后就一拍两散。结语:随着现代治理制度的日益完善,政企合一制度走向分离是必然的,从中信在宁波大榭中的优雅转身,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治理,发展都是第一要义,只有踏踏实实搞开发,整个区域发展起来了,后面的算账、还政都是水到渠成的双赢,否则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所以,不管是什么体制下的开发区或者园区,发展永远都是第一要义。援引参考:(1)《厉害了word大榭!继25年前人民日报头条后,再次被人民网关注》,北仑文体旅游(2)《大榭华丽转身,从东海渔村到国家级开发区》,北仑头条(3)《宁波大榭开发区企业化治理问题探索》,张海波,孙琪 
贺麟以西方基督教为例,对宗教精神进行了描述。宗教精神,包含了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宗教需要、宗教情感等在内。他说,所谓宗教,就是“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676宗教在西洋代表文化上很重要的一种价值,“主要的意义系指信天,希天,知天,事天等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努力而言。”677总的来说,所谓宗教精神,“便是健动的创造力,去追求一种神圣的无限的超越现实的价值。”678宗教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热烈的、不妥协的对于无限上帝或超越事物的追求,借自我的根本改造以达到之。……(它使人)具有一种浪漫的仰慕的态度,以追求宇宙原始之大力,而企求与上帝为一。”679可见,在贺麟那里,宗教精神或许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超越事物或上帝或其他坚定信仰的对象的设置,实乃人的理想的化身;二是实现理想,达到彼岸,与上帝为一的历程。就前者言,就是人的自由,就后者说,是理想现实化和现实理想化两个过程的统一,而前后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主体身上表现为多种精神,宗教精神只是其中之一。具体而言,就人与自然关系言,是回到自然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流的精神;就人与人的关系言,是到民间去,勇于实践,为他人服务,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博施济众,普爱众生的精神,其极至于爱敌人;就主体本身言,是抱饱满热情,怀无畏勇气,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怀精诚信仰,坚贞不二,既乐观向上,又谦卑为怀,既襟怀广大,超脱尘世,又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不断超越自己,为理想贡献生命的精神。人为什么需要宗教精神追求?在贺麟看来,这恐怕只能从逻辑主体的先验、神圣、无待等本体性、主体性来思考。但贺麟对此没有作进一步讨论。他更多的只是从后天现实世界来描绘人的宗教精神追求。他说,上帝是照耀和鼓舞西洋人精神生活的“光明的泉源”,如太阳之于万物生长。宗教精神就是追求与天、天理、天道、天意、天命合一,集中体现为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对于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体会深刻入微,写道:“有宗教信仰的人,自己受艰难困苦,相信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加的特殊磨折训练。因此不怨天,不尤人,不自沮丧,不陷于消极怀疑。假如自己事业成功,幸福获得时,则相信是天意的潜助,天恩的赐予,常常卑谦为怀,不敢自矜己功。因而养成困苦不怨,成功不居之美德。有宗教信仰的人,自有安身立命之所,不会在人生道上徘徊歧途,莫知所可。他的精神有安顿,有寄托,有慰安,作事自觉有神圣的秉承,有牺牲的勇气。彼虔诚信天的人,其身心之有安顿,犹如赤子之有母亲。因彼实以天或上帝为所爱慕的宇宙慈母,所敬畏的严父也。”680一个人有真诚的宗教信仰,便有安身立命之所,追求,有理想,闲暇,有礼仪,困倦时有宁静港湾以供休憩,得意处则梵呗清音催人自醒。始终追求与父母为一,与天地为一,与真理为一,与上帝为一,融入无限的圣洁、幸福世界。宗教信仰,以庄严神圣、绝对永恒的理想,给人生注入不屈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使人谦卑为怀,不骄不躁,始终处于和平宁静的心灵境界。贺麟所谓宗教精神,实际上包含了“近代精神”的意义在内。如爱智的科学精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精神等,在他看来都是宗教精神在近代的具体表现。681所以,贺麟明确说:“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682宗教精神是西方社会现代化成功的精神基础之一。对这一看法,贺麟还进一步作了细致说明。就基督教和科学关系言,从历史事实看,贺麟认为基督教对科学“有保护促进之功”,“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宗教精神为科学奠定基础而进行的。中古时期,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遭破坏,“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这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里,宗教对科学还只是起图书馆作用。此外,基督教又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这也只是宗教运用和消费科学“产品”的作用。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宗教精神,乃是科学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源泉。科学家求真理,一如修道士之追求上帝,必先发现自己有不足,现实尘世有缺陷,才可能萌发对超越小我、现实、功利、尘世的真正崇高真理的追求。在有宗教精神的科学家看来,真理有神圣性,追求真理的活动以及科学本身也有神圣性。正如美国学者乔治·萨顿指出的,宗教圣徒和科学家“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是他们的超脱世俗。尽管在科学家中,同在其他人中一样,没有几个是圣徒,但是,真理本身是一个可以和神圣等量齐观的目标。……在纯知中,像在纯美中一样,存在着神圣的东西,而对真理的无私追求也许是最伟大纯化的了。”683而且,贺麟还认为,就人追求理想而言,将追求上帝,转换为追求真理,或者说将追求上帝应用于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中,较之局限于功利之域,拘束于小我之私而欲求超越功利、小我,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由体到用的实现、运用,而后者却要求重新反省自我,寻找自我发展的真正立足点,推翻既往,再生做人,要求跨越层次,发生质变。两者间难易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科学家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精神,“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684到中世纪时,基督教成为反对科学的强大力量,并间有压迫、杀戮科学家的史实。贺麟认为,这只是宗教组织异化的结果;而且宗教组织反对科学,但宗教精神却培植起足以抵抗、克服基督教组织压迫科学的内在力量。所以,贺麟深刻地指出,恰恰因为基督教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685宗教组织迫害科学家,科学反而因此更成为科学家自身的宗教,即科学家“把科学变成了精神上献身的对象”,同时也“把科学家变成了精神上的殉道士。”686贺麟深刻地指出,教会组织反科学,反而促成了人们从追求上帝向追求真理转变。他说:“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追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而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反而促进科学呢?”687诚然,这里恰恰包含了辩证原理,相反适所以相成。宗教组织反科学,宗教精神却培植科学精神,不啻是回过头来反对宗教组织。宗教由是而得以自我矛盾,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而科学由是也得以发展起来。而且,贺麟还认为,宗教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的基础。贺麟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政府专制,教皇干政,都反民主。但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688“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指宗教精神中有民主精神的内容,如宗教没有家界、族界、国界、级界、种界,主张一切人都是兄弟,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荣获上帝的拯救。贺麟认为,这种“平等”精神,打破了小家庭观念,破除了贵贱等级观念,“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此外,基督教也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可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基督教“爱仇敌的观念”,要求人们有宽容竞争对手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风度。这些“对民主政治实施”,也“可有一点帮助”。贺麟还由此断言:“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689因为它既没有上升到民主精神高度,更没有奠定宗教精神基础。而且在贺麟看来,宗教精神还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是西洋社会工业化的基础。他说,历史上,基督教似乎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但十七世纪以来,清教徒有很大变化。他们提出,只有勤劳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凡由勤劳挣得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一说法,不啻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反面说法。贺麟说,清教徒的这一思想,对于工业化“有很大帮助”。对此,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论述甚细。贺麟也基本同意韦伯所谓新教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看法。他还将它和中国的宗教相比较说:“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690由上足见,宗教精神在西洋文化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贺麟据此谈中西文化关系说:“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691在贺麟看来,中国古代宗教中宗教精神体现出的“近代精神”有所不足,西洋宗教精神所体现的“近代精神”较多、较圆满,把它引进拿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由上可见,贺麟讲宗教精神,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与上帝为一的内在超越精神,二是为科学、民主、工业化奠定精神基础的“近代精神”。两方面是一体两面,“近代精神”不过是内在超越精神在近代的表现,而内在超越是人的本性追求。所以,我们能从西方去“发现”“中国精神”,能从古代去“发现”“近代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贺麟讲宗教精神的方式,不是将各种宗教放置一块进行比较归纳,而是以西方基督宗教——其中尤其是基督新教为代表,近乎直觉地洞观宗教精神的内在超越和“近代精神”两方面。贺麟讲宗教精神时,直接地运用了他逻辑的直觉方法论,直接地运用了他辩证的“逻辑心”论692。所以,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宗教精神论,是贺麟文化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贺麟那里,文化整体上的使命就是呈现“道”,是“逻辑心”展示自己,现实人内在超越自己的历程。文化各部门中,宗教精神、哲学精神、艺术精神只是从善、真、美不同方面分别展示而已。故从文化精神“发现”角度说,贺麟从西方文化中发现西方文化的“体”,发现其精神基础,并不只是发现了宗教精神,也发现了哲学精神——集中体现在西方“正宗哲学”说上,也发现了艺术精神。不过,对于后两种文化精神,贺麟讨论较少而已。从文化精神角度看,贺麟认为,宗教精神、哲学精神、艺术精神是内在统一的。哲学以求真为主,但也兼求美、善;宗教以求善为宗,但也不离真、美;而艺术以求美为归,真、善自也在内。故分别从三者言,各自都兼具另外两者的功能,包括了另外两者的性质和价值在内。即宗教之盛,宗教就兼有哲学性、艺术性,艺术、哲学亦然。宗教的上帝,正是善、美和真理的人格化。而真、美、善则是上帝的价值内容和表现,是上帝的理性化、情性化、“良心”化。仅从哲学和宗教的统一处说,上帝即真理,真理即上帝。贺麟明白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真理、人民、大自然。”693把宗教信仰的最高对象“上帝”理性化、人性化、自然化,在人类认识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在学术文化史上意味着神学进展为哲学。这时,哲学实抛弃了宗教组织的不足,而弘扬并包容了宗教精神于自己内部,是宗教价值更高层次的实现,更合理性、人性、时代性了。哲学扬弃宗教,是自我发展的必需步骤,正如艺术也要扬弃哲学、宗教,宗教也要扬弃艺术、哲学一样。所以,贺麟总结西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历史,敏锐地注意到哲学和神学的统一的趋势,注意到神学愈来愈为哲学所统一所包容。他说:“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神学在理论上的地位愈来愈站不住了,但西洋人精神上依然存在有仰望神圣世界,以求精神的寄托和归宿的要求,所以西洋的哲学家,尤其是唯心论者,都打算把宗教建基在哲学上,使二者打成一片,以满足精神上对宗教的需要。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经作过这种努力。”694对此,贺麟是赞成的。这一趋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看,哲学由是而将宗教精神包容在内,具有宗教给人提供信念的功能。贺麟认为,哲学和宗教,在出发点上不同,但是,从为社会提供信念的角度看,又有相同处。贺麟说:“哲学的作用也的确应当使人能够安身立命,俯仰宇宙之间而有居家自得的感觉,因此古来哲人凡是卓然有以自立的,他的学说必定有代替宗教,使人精神得以解放超脱,潇然出尘的功能。这不是哲学的弱点,而正是哲学给人的好处。”695“(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失却原有的信仰,人人的精神都彷徨不安时,哲学就会而且也应当代替已经崩解的旧礼教的文化,成为新的精神上的安定力量。这样不免使哲学染上近似宗教的色彩。”696包容宗教精神,具有宗教功能,正是贺麟“新心学”哲学自觉追求的一个方面。综上所述,贺麟“宗教精神”论,将宗教精神和宗教组织在认识上区分开,区别对待,又将宗教精神和哲学精神、艺术精神联系起来,作为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来讨论,并进而将文化精神和人性合一。这就使他的“宗教精神”论有重视精神、理性、人性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或许可以说,贺麟论述“宗教精神”,既不是宗教科学的讨论,也不是神甫或牧师之布道,而是文化哲学的讨论。贺麟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上述观点,特别是其中关于宗教精神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贺麟称为文化精神)的思想,是中西合璧、古今贯通的,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古今贯通而言,按照这个思想,古代中国人关于“道”的信仰,经过如实的科学研究和改造以后,以合理的形式,仍然可以有效地成为普遍性的人文信仰;就中西合璧而论,西方基督宗教中蕴涵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化以后,依然可以成为21世纪中国人信仰或信念建设的资源之一。当然,在教化形式上,教育和学术思想代替了宗教形式;在教化内容上,真、善、美、用、信等真理的认识和追求,代替了对人格神的崇拜。可以肯定地说,依靠教育的普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培育和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理性地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人生信念问题,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贺麟“宗教精神”论所关注的民族宗教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看来仍然是未来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十七讲思考题1.宗教和宗教精神的异同。2.如何培育中华民族的宗教精神?